主流論述與性工作者

蔡建誠
(本文原載《星島日報》,1998年)
 

 近日媒體接二連三報導有性工作者被殺害或強姦的事件,然而多著重報導當中的暴虐細節,難以引發社會人士關注性工作者的具體生活處境。本文並不能取代從事性服務行業的婦女的發言。本文的目的,是要批判主流有關性工作者的論述,嘗試質疑並挑戰各種被「存而不論」的文化常識和社會關係,並促使社會人士檢視各種將人分類和邊緣化的社會實踐。

    在我們社會的主導文化堙A形容從事與「性」有關的行業的婦女的名詞(「企街」、「妓女」、「舞女」、「伴唱女郎」、「按摩女郎」、「指壓女郎」等),多是帶有極度貶義和強烈的負面情緒,也總是與「罪惡」、「疾病」、「不道德」等概念或圖象糾纏混雜在一起,幾乎成為了社會人士理解性工作者和性服務行業的唯一語言,以為已能掌握了性服務行業的放諸四海皆準的不變「本質」。要暴露這些單一化觀點的磨平趨向,引介不同文化社會的實踐(例如在一些文明古國堙A廟妓是廣受人接納的行業,更是宗教制度的一部份;反映了性服務這「客觀現象」,在不同歷史文化制度的脈胳下,指涉迴異的社會意義,有待深入理解)、以至讓本地性工作者以主體位置發聲,固然是長遠來說必要的環節,但在目前種種法律和道德關卡封殺的情況下,批判當前周行不息的主流論述,揭露其意識形態效果及與之互相依存的社會制度和權力關係,也是重要的一步。
 

性工作者是罪魁禍手?


    大致上來說(或許冒過份簡化之嫌),本地社會主流論述視(女性)性工作者為「出賣肉體」、全無尊嚴的「下等人」。她們不是年幼無知、貪圖玩樂、無心向學、遭人引誘、誤入歧途的未成年少女,就是自甘墮落、不務正業、引誘「他」人作不道德行為的「賤女人」。更有甚者,她們被說成是破壞家庭制度的元兇(雖然由男性沙文主義衍生的近代社會學功能學派認為,娼妓這行業有不可忽略的「社會功能」,原因是這行業為社會裝上一個安全閥,讓社會人士發洩「他」們的性慾之餘,減少更廣泛的性濫交,反而保障了婚姻及家庭制度!)。性工作者也被認為助長了籍色情事業而鞏固勢力的黑社會集團,造成嚴重的治安問題,破壞社會的安寧。此外,性工作者更經常被指責為傳播性病(近年尤其是指愛滋病)的洪水猛獸:我們有「可觀」的數據,「證明」妓女是導致「好丈夫」感染性病、傷害其妻子和子女的「原因」。既然性工作者以「邪惡之『身』」,散播淫褻之風、破壞家庭制度、引誘別人作奸犯科、無視風紀社會的尊嚴,道德批判和國家(政權)鎮壓便顯得必要兼且須利成章。

這也正正解釋為何作為執法機關的警方,實際上往往將性工作者(而非那些操縱婦女提供性服務的人)視為掃盪行動的目標。結果更為媒體製造了大量客觀「事實」:讓一堆堆被帶走的、低頭掩面的婦女,在螢光幕前「正常」的大多數的凝視下,進一步成為反面教材供人評頭品足。透過這些論斷關係,「好女人」與「壞女人」間的差異受到強化和鞏固,繼續把性工作者從「婦女」以至「人」的整體中分割出來。
 

平等尊重無關性工作者?


    既然已被定性為低賤異已,性工作者便自然難而獲得社會的平等尊重,基本人權甚至在道德審判的利刃下可以變得子虛烏有。一種筆者多次聽聞的說法竟然可以是:「既然她們平時慣了『躺著張開雙腿比男人幹』,比人『攪下』(強姦)又算是什麼?她們有感覺嗎?」這種把性工作者貶作為無意向性的非人物件、並且漠視其在各種不同關係(如與情人、與顧客、與施暴者等)中的不同詮釋和感受的看法,雖未必必然以如此「恐佈」的方式表達,但較「溫和」的版本卻肯定大有市場,而類似話語的效果也總是為性工作者建構一個極度負面的社會身份,模塑著社會人士對其生活世界遭遇的麻木和漠不關心。

    主流論述認為性工作者「出賣肉體」的說法,單從語理分析的角度,也能指出是把「出賣」這個歧義的詞語的不同意義(即一、付出有市場價值的東西以換取報酬,及二、「背叛」和「欺騙」等貶詞)混為一談,製造出有說服力的錯覺。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內,絕大部份的人原則上都是要靠不停的將身體(勞力)或腦袋(智力)變賣求生,而實際上每個人的肉身上掛著的差異價格標牌又因會其不同的外貌、打扮、年齡、性別、性取向、種族、缺損狀況、階級、社會地位、政治權力等而被打上不同的優惠或折扣,故談「凡人皆平等的尊嚴」有時也真的不知該如何談起。

當把身體資源轉化為資本、以爭取攀登上上階層的實踐,在這個社會中是如此的廣泛徹底和受到普遍接納時,為什麼單單只有性工作者被斥責為「不道德」和侮辱人性尊嚴?這又是否雙重標準?究竟性工作者真的是無知和不務正業,還是其實深明「大理」,知道在一個鼓吹「無財不行」、但經濟命脈卻又被政權和大財團聯手壟斷、就業機會和工資分配如此不公、貧富懸殊又愈發嚴重的社會堙A性服務行業起碼為長期被壓在低層的女性提供了一個「出路」?
 

是婦女問題,也是「人」的問題


    至於說性工作者助長了黑社會勢力、甚至散播愛滋病毒的說法,除了甚有疑點外,也似乎是種「責備受害者」的態度延伸。黑社會無孔不入,除性服務行業外,無論有牌無牌小販、商戶、小巴、遊戲機中心、電影院等都是他們意欲操縱的對象,我們又是否應該鼓吹警方掃盪所有從事這些行業的人?此外,認為性工作者是傳播性病的危險因素的說法,其實漠視了在資訊嚴重缺乏(目前除了一些有心人士及個別社會服務機構外,沒有多少專業機構願意落區為性工作者提供職業安全知識的服務)、權力不平等(非法的地下活動令一些性工作者更易受到惡勢力的剝削和操縱,每每在不自願的情況下被迫與人發生性行為,要求男性顧客主動「帶套」就更加變得困難重重)、有關「性」的優勢論述(要求所有女性在女男性關係中屈從於男方的主導以至宰制)等的情況下,性工作者根本必須承擔遇上暴力、染上病毒、賠上健康甚至性命的風險。

    已故法國思想家福柯,反覆在其著作中重申的其中一個論點是:沒有能建構出何謂「異常」的知識,就沒有可能調控出所謂「正常」的個體。沒有被標籤為「放蕩淫婦」的「不守『婦道』」,何謂「良家婦女」、如何才算是「循規蹈矩」可能便需要多費唇舌。

若果性工作者有任何的「不道德」,也可能歸根究底只是因為她們徹底的暴露出父權社會加諸於所有女性自身上的「貞操」枷鎖。父權把「性」作為控制婦女的手段,根據女性是否處女、年青、貌美、異性愛、是否信守於婚姻和家庭制度、能否生育等去界定和管治她們,也鼓勵她們同樣如此的去界定和規訓自已。故此任何為性工作者徹底「反標籤化」的嘗試,似乎在理念上與婦女整體爭取性主權的運動無法割離。當然若本文被人肆意曲解為「鼓吹」婦女從事性服務行業的話,筆者也就無話可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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